造口業影評+無聊讀書會

凌晨睡不著，重開部落格，貼文章。這篇文章是元月一日凌晨惡夢驚醒後頭疼隔幾日寫的。

怎麼今年一開始就沒事惡夢......

◎ 節奏與記誦

現在很多人有手機，大部分手機號碼有10個數字，一般給別人手機號碼時，會「分段處理」，例如，取任意10個數字9658246310，將其分成9658-246-310，這樣就很好記。

將隨意的數字排列分段處理，並沒有改變原來的數字，但是能提高一般人對此串數字的記憶，可能的理由是：節奏感可幫助記憶。

網路上有人在教如何背誦圓週率，將3.14159265358……分成

3. 1415926535 8979323846 2643383279 5028841971……

聽說有人可以背出小數點後幾千位……

坊間也有人利用此原理設計英語學習教材，在此就不介紹了。

9658246310還可以有其他不同分段法，例如：

9658-2463-10，96-58-24-63-10，965-824-631-0，96582-46310……

哪一種比較好記？為什麼？

◎ 節奏與情緒

例如唐代杜牧的《清明》：

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

借問酒家何處有？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」

有人覺得有冗字，遂改成：

「清明時節雨，行人欲斷魂。

酒家何處有？遙指杏花村。」

先不管這首詩是不是杜牧所作，此詩基本上在講一個失意人在壞天氣中出門找酒喝。

有人說此詩一改，意趣減半。

比較合理的理由是原本的七字節奏比較符合作者想呈現的意境，改成五字一句，節奏變快，帶動讀者呼吸急促，與酒徒的消沈或失意心境相衝突。

上述例子說明句子不是變短就比較好，還要考慮符不符合所要呈現的意境。

例如曹操《短歌行》開頭片段：

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 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？唯有杜康。……」

這幾句描寫酒鬼發牢騷，由於節奏輕快，雖然好記，但是略有不足。

李白《將進酒》開頭片段：

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？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絲暮成雪？……」

這幾句也是在描述酒鬼發牢騷，李白嫌七個字不夠，還要加字「君不見」，拖慢節奏，比較接近長嘆一口氣的感覺，而且連嘆好幾口氣……

值得注意的是，若用「國語」念這幾句，感覺不到「押韻」，若用「閩南語」或「河洛話」朗讀的話，有些閩南語專家會將「回」唸成類似國語「孩」的音，將「雪」唸成類似「suat」，如此，「來」與「回」同韻，「髮」與「雪」同韻，發音的口腔變化更像長嘆氣時的形狀，君不見（電視、電影上）有些人失意嘆氣時，嘴巴是張開的……

《將進酒》進行到中間，主人翁已經開始「喝茫」了，加了快節奏的句子：

「……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將進酒，君莫停。與君歌一曲，請君為我側耳聽。……」然後繼續發牢騷……

（警語：喝酒過量，有害健康。開車不喝酒，喝酒不開車。）

◎ 押韻與認知

黃永武曾在其討論詩學的著作中提到韻母與認知得關係。（恕我不知道把書收到哪裡去了。）一些聲韻學家也有類似的看法。（有些英語發音學家也有類似看法，書也不知藏去哪裡了。）

例如，「細、小、纖、碎、散、撕、澌、嘶」有類似的口腔發音位置。

轉引自：https://read01.com/6mO4k.html

像「大、廈、海、江……」發音時都需要將口腔張大。可能是原始人遇到宏大事物時，自然產生的身體反應演變為語言的慣用發音。

用類似韻母的字詞可能傳達讀者類似的感受。

例如黃霑為電影「黃飛鴻」寫的主題曲「男兒當自強」國語版歌詞：

「傲氣面對萬重浪　熱血像那紅日光 膽似鐵打　骨如精鋼 胸襟百千丈　眼光萬里長 我發奮圖強　做好漢 做個好漢子　每天要自強 熱血男兒漢　比太陽更光……」

徐克的「黃飛鴻」系列基本上是打架片，更正，涉及民族大義、國仇家恨的武打片，黃霑填的歌詞壓ㄤ韻，且「浪、光、鋼、丈、長、強……」等字意思都符合片中所呈現的武打氛圍。

張大春曾在小說〈城邦暴力團〉提到，古代打仗叫陣罵人時，韻母有特別講究，既要罵起來有氣勢，還要追求不傷身體。（此書借人已久，恕無法註明頁數。）

所以，可知罵人的話有千百種，為什麼有些句子很少人用，有些卻朗朗上口，效果十足，以致婦孺皆知，童叟慣用，聽說有些人沒事罵一罵變成「口頭禪」，能透中氣、通氣血（大誤），儼然「國罵」，就是這個原因。

（天外謎之音：聽你在鬼扯………）

◎ 文人相輕

先前提到9658246310的分段法，9658-246-310，9658-2463-10，96-58-24-63-10，965-824-631-0，96582-46310，……等等

「9658-246-310」這種分段法是我常用的，不論記自己或別人的手機號碼，不過在唸「9658」時，速度要快一點，剩下的則按正常速度，這樣使得心理的期待時間比較一致，呼吸也比較順，「96582-46310」也不錯，只是不常用，其他分段法則節奏有點亂，或搞亂呼吸，也影響預期心理。

以上的「體驗」是不是能擴大解釋到其他人身上，就不曉得了。

由上，可以假設，語句的節奏可能會影響讀著的呼吸或心理狀態。

若成立的話，可以說明「文人相輕」的現象。「文人相輕」源自曹丕的《典論論文》：「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。」他又說：「夫人善於自見，而文非一體，鮮能備善，是以各以所長，相輕所短。」

先不管每個作者的知識背景與思路不同所造成的差異。

每個作者喜好的節奏不同，不同年齡也可能有不同的愛好，每個人的呼吸方式可能不一樣，有些人習慣用胸式呼吸，有些人偏好腹式呼吸，呼吸的節奏也因人而異，而且說不定不好任意改變。像我就習慣腹式呼吸，曾經嘗試改變，結果把身體搞爛，旁聽了半學期太極拳課才調回來，撿回一條命。

不同的作者寫作時有不同的節奏，書寫工具不同，可能也有影響，像我手寫出的文字不會比打字的作品來得輕快有節奏，也寫不出笑點。

每個人的閱讀習慣或姿態也不同，有些人讀書搖頭晃腦，有些猶如老僧入定。

對文字及身體韻律敏感的讀者讀到一篇不符喜愛節奏的文章，或是文字的節奏不合自己的對文章內容的預期心理，可能造成呼吸習慣的改變，影響心理狀態，可能會覺得文字不順，大罵作者……

有些人可能一點影響都沒有。

回到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，本來是「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」，縮短後，節奏變快，念起來更有力，「假設」及「求證」也可能被當成動詞來解，「大膽」與「求證」就變副詞了。

形容詞與動詞造成的預期心理可能會不同，因為「動詞」會讓人有「作出行動」的預期，或被「暗示」要行動。

「假設」發音時，嘴型是張開的，「求證」則嘴型略閉。

「大膽」發音時，嘴型張開，「小心」嘴型收縮。

「大膽假設」發音時，嘴型幾乎要張開的，「小心求證」則都收縮。如此，發音效果上，各有加乘作用，也影響讀者對兩個動詞的感受。

若是換成「小心假設」，一收一張，「大膽求證」，一張一收，雖然有「交錯效果」，但沒有「加乘效果」。而且因為嘴型一開一闔，唸「小心假設，大膽求證」時，要多費些力氣。

至於會不會影響「小心假設，大膽求證」的流行？我就不曉得了，應該要另外做正式研究調查。

由上，還可以繼續討論「詩可不可以翻譯」，不過就到此為止吧。

◎ 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是廣告金句

以下討論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是胡適有意為之的廣告宣傳用語，而且宣傳重點在「假設」與「求證」，而不在「大膽」與「小心」。

※ 秦人好簡

胡適鼓吹白話文運動，曾寫過〈白話文學史〉，他一定知道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曾翻譯〈大智度論〉，弟子僧叡為其寫序，序中提到：「經本既定，乃出此釋論。論之略本有十萬偈，偈有三十二字，并三百二十萬言。梵夏既乖，又有煩簡之異，三分除二，得此百卷。」

鳩摩羅什僅翻譯〈大智度論〉只有原本的三分之一，共一百卷。為什麼只翻譯三分之一？

「梵文委曲，皆如初品。法師以秦人好簡故，裁而略之。若備譯其文，將近千有餘卷。」

因為「秦人好簡」，大概是當時的後秦人士不喜歡繁瑣的哲學討論，喜歡以簡馭繁。若將〈大智度論〉全部譯出，會有一千卷譯文。

喜歡繁複討論問題，大概是古印度哲學家的「癖好」。例如，印度佛教哲學家龍樹於〈中論〉分析「因」這個概念，條列窮盡各種「因」的可能定義，再各個擊破，結論得出論敵對「因」的定義不成立，然後繼續分析「緣」這個概念……就連佛教的基本主張「四聖諦：苦、集、滅、道」也不放過，也要分析，再跟你講你以為的關於「四聖諦」的看法都不正確……

唐代玄奘大師翻譯〈成唯識論〉時，也是將印度十家對世親〈唯識三十頌〉的註釋、討論揉合後，編譯而成。

※ 胡適的廣告宣傳語

大概是當時迫切發展科學，需要改變社會觀感，宣傳科學的好處，加上「秦人好簡」，所以胡適會想方設法製作適宜宣傳的口號標語：

「我曾經有許多時候，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個公式、一個口號、一個標語，把方法扼要地說出來；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滿意的表現方式。現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來關於方法的文章裡面，有兩句話也許可以算是講治學方法的一種很簡單扼要的話。

那兩句話就是：『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。』」（《治學方法》，收入〈胡適作品集24胡適演講集（一）〉，遠流，1994年初版5刷，頁4至頁5。）

這口號很簡單，又很順口。

他在別的地方又說：「科學的方法，說起來其實很簡單，只不過『尊重事實，尊重證據』。在應用上，科學的方法只不過『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』。」（《治學的方法與材料》，收入〈胡適作品集11治學的方法與材料〉，頁144。）

通常廣告公司或詐騙集團找上你時，若有人說「很簡單」，那肯定「不簡單」，若有人說「很單純」，那肯定「不單純」……

胡適也曾製作其他標語、口號，例如：「有幾分證據，說幾分話」（出處不明），「為學要如金字塔，要能廣大要能高」（《讀書》，同上，頁177），「打倒名教！名教掃地，中國有望！」（《名教》，同上，頁81至頁82）……

這些口號，有些仍流傳至今，有些要無聊翻書才知道，有些則消失在空氣中……

不管怎樣，由上可知，胡適有製作標語、口號的習慣，或按現在的話來說便是某種「行銷策略」。

※ 寬泛的科學邊界

雖然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是胡適用來宣傳的「科學方法」口號，但是他的「科學」不只是自然科學，也包含考據、聲韻、訓詁、歷史……

證據如下：

「我想上文舉的例很可以使讀者懂得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了。他們用的方法，總括起來，只是兩點。（1）大膽的假設，（2）小心的求證。假設不大膽，不能有新發明。證據不充分，不能使人信仰。」（《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》，〈胡適作品集4，問題與主義〉，頁182）

「約在三十年以前（1930年十二月），因為出版家的要求，我編了一本《胡適文選》，其中選進了三篇關於《紅樓夢考證》的文章。《文選》的序文是想寫給青年讀者看的。在那裡，有些話是就《紅樓夢》考證這方面寫講的：

『少年的朋友們，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。這些都只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。在這些文字裡，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、一點科學態度、一點科學發法。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、尋求真理。科學態度在於擱起感情，只認事實，只跟著證據走。科學方法只是「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」十個字。沒有證據，只可懸而不斷；證據不夠，只可假設，不可武斷；必須等到證實之後，方才奉為定論。』」（《杜威在中國》，收入〈胡適作品集25，胡適演講集（二）〉）

「科學的方法，說起來其實很簡單，只不過『尊重事實，尊重證據』。在應用上，科學的方法只不過『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』。

在歷史上，西洋這三百年的自然科學都是這種方法的成績；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也都是這種方法的結果。顧炎武、閻若璩的方法，同葛利略（Galileo）、牛敦（Newton）的方法，是一樣的：他們都能把他們的學說建築在證據之上。戴震、錢大昕的方法，同達爾文（Darwin）、柏司德（Pasteur）的方法，也是一樣的：他們都能大膽地假設，小心地求證。」（《治學的方法與材料》，收入〈胡適作品集11治學的方法與材料〉，頁144。）

「治學沒有什麼秘訣；有的話，就是：『思想和研究都要注重證據。』所以我上次提出『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』，兩句話作為治學的方法，後來錢校長對我說：學理、工、農、衣的人應該注重在上一句話『大膽的假設』，因為他們都已比較的養成了一種小心求證的態度和習慣了；至於學文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人，應該特別注重下一句話『小心的求證』，因為他們沒有養成求證的習慣。錢校長以為這兩句話應該有一種輕重的區別：這個意思，我大體贊成。……」（《治學方法》，收入〈胡適作品集24胡適演講集（一）〉，頁14）

※ 重視證據

由以上引文，可以看出，「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」是「重視證據」等看法的延伸。另外的延伸證據有：

「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成立於顧炎武同閻若璩；顧炎武的導師是陳第，閻若璩的先鋒是梅鷟。陳第作《毛詩古音考》（1601－1606），注重證據；每個古音有『本證』，有『旁證』；本證是《毛詩》中的證據，旁證是引別種古書來證《毛詩》。如他考『服』字，古音『逼』，共舉了本證十四條，旁證十條。顧炎武的《詩本音》同《唐韻正》都用同樣的方法。《詩本音》於『服』字下舉了三十二條證據，《唐韻正》於『服』下舉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。

梅鷟是明正德癸酉（一五一三年）舉人，著有《古文尚書考異》，處處用證據來證明《偽古文尚書》的娘家。這個方法到了閻若璩的手裡，運用更精熟了，搜羅也更豐富了；遂成為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遂定了偽古文的鐵案。有人問閻氏的考證學方法的指要，他回答道：

不越乎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』而已。」（《治學的方法與材料》，收入〈胡適作品集11治學的方法與材料〉，頁144至頁145。）

「不但材料規定了學術的範圍，材料並且可以大大地影響方法的本身。文字的材料是死的，故考證學只能跟著材料走，雖然不能不搜求材料，卻不能捏造材料。從文字的校勘以致歷史的考據，都只能尊重證據，卻不能創造證據。

自然科學的材料便不限於搜求現成的材料；還可以創造新的證據。實驗的方法便是創造的方法，平常的水不會分解成氫氣、氧氣；但我們用人工把水分解成氫氣和氧氣，以證實水是氫氣和氧氣合成的。這便是創造不常有的情境，這便是創造新證據。

紙上的材料只能產生考據的方法；考據的方法只是被動地運用材料。自然科學的材料都可以產生實驗的方法：實驗便不受現成材料的拘束，可以隨意創造平常不可得見的情境，逼拶出新結果來。考證家若沒有證據，便無從做考證；史家若沒有史料，便沒有歷史。自然科學家便不然。肉眼看不見的，他可以用望遠鏡，可以用顯微鏡。生長在野外的，他可以叫他生長在花房裡；生長在夏天的，他可以叫它生長在冬天。原來在人身上的，他可移種在兔身上狗身上。畢生難遇的，他可以叫它天天出現在眼前；太大了的，他可以縮小；整個的，他可以細細分析；複雜的，他可以化為簡單；太少了的，他可以用人工培植增加。

故材料的不同可以使方法本身發生很重要的變化。實驗的方法也只是大膽地假設，小心地求證；然而因為材料的性質，實驗的科學家便不用坐待證據的出現，也不僅僅尋求證據，他可以根據假設的理論，造出種種條件，把證據逼出來。故實驗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產生材料的考證方法。」（同上，頁150至頁151）

※ 好的假設

至於胡適的「大膽假設」是不是會讓人「誤入歧途的假設」？

「這一個字的考據的故事，很可以表示清代學者做學問的真精神。假使這個光字的古本作橫已無法證實了，難道戴震就不敢下那個假設了嗎？我可以斷定他仍是要提出這個假設的。如果一個假設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，即使沒有旁證，也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假設。但他終究只是一個假設，不能成為真理。後來有了充分的旁證，這個假設便升上去變成一個真理了。」（（《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》，〈胡適作品集4，問題與主義〉，頁185））

由上可知，胡適有意識到「假設」有好有壞，好壞的判准是有無「充分的理由」。

至於胡適對「充分理由」的看法為何，這裡就不討論了。

由上，胡適在說明「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」時，主要圍繞在「證據」、「考證」來討論。「大膽的」、「小心的」只是輔助，或者是聳動、引人注目的廣告標語，或者是加油添醋，讓讀者聽眾易於入口的調味料。

※ 胡適與福爾摩斯

若翻閱殷海光的《論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》（收入〈殷海光全集14，學術與思想（二）〉，桂冠圖書，1990年初版，頁701至頁737）

可以看到他談的科學方法比胡適要細緻許多，代表一種時代的進步。

胡適談的科學方法大多很粗糙，但不失為適合宣傳科學的材料。

例如他談歷史科學的方法：

「地質學、古生物學皆屬於歷史科學，本人特在此提出一八八○年赫胥黎（Thomas Henry Huxuley）關於研究古生物的一篇有名的講詞《柴狄的方法》（On the Method of Zadig ）的故事來談談。

　　 赫氏所講故事裡的『柴狄』是法國一位大哲人伏爾泰（Voltare）做的小說裡的主人翁，在這書中柴狄是一位巴比倫的哲學家，他喜歡仔細觀察事物。有一天他在森林中散步，恰巧王后的小狗走失了，僕人正在找尋，問柴狄曾否看到。柴狄當時說那隻狗是一隻小母狗，剛生了小狗，並且一隻腳微跛。僕人以為那隻狗一定被他偷藏了，就要逮捕他。這時又有一群人來找尋國王失了的馬，柴狄又說出那馬是一匹頭等快跑的馬，身高五尺，尾長三尺半，馬蹄上帶著銀套，嘴銜勒上有二十三『開』金子的飾品。於是他就以偷竊王家的狗和馬的嫌疑被捕了。在法庭上柴狄為自己辯護，他指出：他根據沙上的痕跡就可以判斷那狗是剛生小狗的母狗，左後足是跛的；又根據路旁樹葉脫落的情形，可以判斷馬的高度，根據路的寬度和兩旁樹葉破碎的情形，可以判斷馬尾的長度；馬嘴曾碰石頭，那石頭上的划痕，可以推知馬銜勒是二十三開金製成；根據馬的足跡可以判斷這是一匹頭等快跑的馬。隨後狗和馬都在別處找到了，柴狄無罪被釋。赫胥黎說：古生物學的方法其實就是『柴狄的方法』。

　　 歷史學家、考古學家、古生物學家、地質學家以及天文學家所用的研究方法，就是這種觀察推斷的方法。地質學和古生物學都是『歷史的科學』，同樣根據一些事實來推斷造成這些事實的原因。

　　 歷史的科學和實驗的科學方法有什麼分別呢？實驗的科學可以由種種事實歸納出一個通則。歷史的科學如地質學等也可以說是同樣用這種方法。但是實驗科學歸納得通則之後，還可以用演繹法，依照那通則來做實驗，看看某些原因具備之後是否一定發生某種預期的結果。實驗就是用人工造出某種原因來試驗是否可以發生某種結果。這是實驗科學和歷史科學最不同的一個要點。地質學和其他歷史的科學，雖然也都依因果律，從某些結果推知當時產生這些結果的原因，但歷史科學的證據大部分是只能搜求，只能發現，而無法再造出來反复實驗的。（天文學的歷史部分可以上推千萬年的日月蝕，也可以下推千萬年的日月蝕。也還可以推知某一個彗星大約在某年可以重出現。但那些可以推算出來的天文現像也不是用人工製造出來的。但我曾看見一位歐洲考古學家用兩塊石頭相劈，削成“原始石器”的形狀。）

　　 正因為歷史科學上的證據絕大部分是不能再造出來做實驗的，所以我們做這幾門學問的人，全靠用最勤勞的工夫去搜求材料，用最精細的功夫去研究材料，用最謹嚴的方法去批評審查材料。

這種功夫，這種方法，赫胥黎在八十年前曾指出，還不過是“柴狄的方法”。柴狄的方法，其實就是我們人類用常識來判斷推測的方法。赫胥黎說：“游牧的民族走到了一個地方，看見了折斷了的樹枝，踏碎了的樹葉，搞亂了的石子，不分明的腳印，從這些痕跡上，他們不但可以推斷有一隊人曾打這裡經過，還可以估計那一隊的人數有多少，有多少馬匹，從什麼方向來，往什麼方向去，過去了幾天了。”

　　 歷史科學的方法不過是人類常識的方法，加上更嚴格的訓練，加上更謹嚴的紀律而已。

」（《歷史科學的方法》，收入〈胡適作品集24胡適演講集（一）〉，頁121至頁123。）

胡適提到的小說情節有點類似1980年小說〈玫瑰的名字〉開頭，威廉修士靠觀察、推理找到失蹤馬兒的情節。

與胡適早廿三年出生的柯南·道爾，在十九世紀末所創造出的神探福爾摩斯，所運用的偵探方法基本上也就是『柴狄的方法』。

〈福爾摩斯〉系列應該也算是「科幻小說」，因為現代的鑑識科學是在福爾摩斯廣為人知後才逐漸發展的，第一代CSI是閱讀〈福爾摩斯〉長大的。

虛構的福爾摩斯有許多名言，向世人傳授他的「科學方法」。我「大膽假設」，相較起來，胡適的適用自然與人文學科的科學方法，跟福爾摩斯辦案的科學方法，其實是比較接近的。但我不想證明……

因為很明顯……

哈欠……

以下的福爾摩斯名言引自：

http://mypaper.pchome.com.tw/gloomy0524/post/1267421592

「當你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因素之後，剩下來的東西，儘管多麼不可能，也必定是真實的。」【綠玉皇冠案】

「演繹和分析的科學也像其他一切技藝一樣，只有經過長期的研究才能掌握，人們雖然盡其畢生精力，也未畢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。」【血字的研究】

「我從不猜測，這是一種極壞的習慣，足以破壞邏輯的推理。」【四簽名】

「對於一個理想的推理家來說，一旦有人向他指明一個事實的一個方面之後，他就能從這方面不僅推斷出導致這個事實的各個方面，而且能夠推斷出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。」【五個橘核】

「從依據不充分的材料中進行推理總是非常危險的。」【斑點帶子案】

◎ 胡適的「大膽假設」

※ 窮盡各種可能

上次提到胡適與福爾摩斯，我想用簡單的方式繼續討論，只是聊備一格的動腦遊戲成果。

不是所有的隨便亂擺幾個黑白子就能作出「詰棋」，「珍瓏」的意思是玉石相擊發出的清脆悅耳聲，問得精彩，答得巧妙。

昨天在玩一個益智遊戲：「62-63＝1」是錯誤的數學式子，如何移動一個數字，讓算式正確？

這個問題可能沒有答案。但因為是益智書上寫的，所以讀者相信有很高的機率或相信一定有答案。（當然也有可能書上沒給出答案，或著提出的問題根本還沒有人知道答案為何。例如證明出費馬定理的安德魯·約翰·懷爾斯小時候讀的益智動腦書。）

因為相信有答案，費盡力氣去求解，如果沒答出，大概是背景知識不足或想像力不夠。像『移動一數字將「62-63＝1」變成正確算式』的題目，需要一些數學知識背景，不僅需要簡單的加減乘除，還需要更多一點算數符號的知識。

繼而窮盡各種可能解決方案，或照胡適說的，各種假設，經過一連串否證及證明後，找到答案。

像福爾摩斯的名言：「當你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因素之後，剩下來的東西，儘管多麼不可能，也必定是真實的。」也預設這種「解題方法」。前提是「窮盡各種可能」。這大概也就是胡適「大膽假設」的意思。

※ 問題的提出

益智題目有很大的機率有答案，但科學問題不一定有答案，問錯問題有可能會作出不好的假設而浪費時間。

例如，圍棋網站「goproblems.com」的樹狀圖，可以看出，解一個題目，不需要分析棋盤每一個落子點的變化，只要思考相關落子點即可，然後有必要的話，再考慮落子順序的排列組合。

為了不浪費時間在無益的探索，問的問題是相關且一定有答案的，剩下的就是「想像力」與「執行力」等等的問題。至於什麼是相關的問題？如關於因果關係的問題等等，關於因果關係的問題要如何陳述等等。

胡適有提到「好的假設」，判准是有無「充分的理由」，但他大概就沒有仔細分析條件推論句到很仔細的地步。（我沒有讀完他全部著作。）要討論這問題，需要讀完胡適的考證學成果，再分析他的方法。

福爾摩斯有類似的看法：「我從不猜測，這是一種極壞的習慣，足以破壞邏輯的推理。」由此可知，他的設想不會是隨便的猜想，所以才會說出：「當你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因素之後，剩下來的東西，儘管多麼不可能，也必定是真實的。」

至於胡適所謂的「科學方法」不僅包含自然科學，也涉及人文學科，兩著差異有點大，需求也不同，若胡適的「科學方法」或格言能同時統攝二者，也是相對來說較為粗糙的。

不過，「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」，大概是一般用來「解題」的通則。至於自然科學的問題如何提出？什麼是「適當」的問題？一定有答案的問題？他大概沒有討論，或沒討論地很詳細。

（設計一定有答案的問題，是面對很複雜的題目或現象時，為了不浪費時間，先將其拆成簡單且一定有答案的問題，再進行解題，這樣除了不浪費時間，就算沒有為原來的現象或問題提出完整解答，但至少解決一些較低階的問題，也不算完全白費力氣。）

突然想到應該要補充另一句福爾摩斯名言：「One should always look for a possible alternative, and provide against it. It is the first rule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.」〈The Adventure of Black Peter〉

直譯便是：「吾人應該總是尋找另一種可能選項，並且試圖推翻它。這是犯罪調查的第一法則。」

至於跟胡適有沒關係？或者是不是後來否證論的「源頭」？就不討論了。